大学副教授:为何有些近郊农民不愿征地拆迁

我们要充分反思当前一些地区的大跃进式城镇化模式。不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增长形势和就业吸纳能力，而大规模、快速扩张城市边界，仅仅在数据上提高了城镇化率。

提起征地拆迁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发财致富甚至一夜暴富。依此逻辑，农民都会欢迎征地拆迁。但笔者近期在中部某市调研发现：近郊农民对征地拆迁的态度比较暧昧，甚至有些农民很不愿意。面临即将启动的征迁项目，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。

具体来看，近郊青年对征地拆迁的态度显得暧昧。他们普遍在市区务工或做小买卖，征地拆迁并不影响他们的生计，反而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。但反过来看，他们目前在村里住着宽敞的楼房，有人买了汽车，出行也比较方便，住进小区后反而有些拥挤，还要交物业费。

明确表示不愿意拆迁的主要是中年人和低龄老人。低龄老人普遍还在种菜，每家1~2亩菜地，一年1万~2万元收入。按他们的观点，征地每亩补偿5万余元，很快就花完了，不可持续。对于中年人而言，虽然有些人就近务工，但因为当地企业少、就业机会少，所以大部分中年人的生计预期是逐渐从劳务市场退回到菜地，靠种菜来维持生计。

综合各年龄段农民态度来看，近郊农民之所以对征迁的态度不积极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

排名前列，征地拆迁削弱了近郊农民的生计优势。如前所述，近郊农民家庭生计属于一种特殊的“半工半耕”模式，即年轻人就近务工，早出晚归，不会产生留守问题，家庭生活比较完整；老人务农，普遍种植蔬菜，单位面积产值高、效益好。正是基于这种生计优势，近郊农民的家庭收入高，蔬菜自给，生活成本低，日子小康。拆迁之后，没有了菜地，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块；住进小区，生活开支增加，生活水平很可能降低。

第二，征地拆迁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巨大财富增量。因为基层政府严格执行宅基地管理政策，所以从总体上遏制了农民“种房子”行为，绝大多数农户的住房面积和家庭功能性需要相匹配。回迁房分配政策也规定了每户面积的上限，拆迁户在满足自家住房需要后，很少出现剩余多套空房情况。农户房屋拆迁所获补偿款，在装修完回迁房后也不会有太多剩余。在耕地补偿方面，人均面积0.3亩，户均1~2亩，补偿款总数不大。两方面补偿加起来，并未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实现“一夜暴富”。

第三，新征地拆迁养老保险政策引发农户养老焦虑。按照之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，拆迁农民到达退休年龄后可以领取1000余元养老金。但按照新政策，拆迁户统一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政府给付的一次性养老保险补偿金计入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当地农民算了一笔账，按新政策，大多数拆迁户到时每人每月只能领取四五百元养老金。养老金水平降低，大大增加了中老年群体的养老焦虑。

可见，与媒体经常报道的城中村拆迁暴富逻辑不同，近郊农村拆迁并没有产生普遍的、巨大的财产变现和财富增长效应。相反，近郊农民原有的生计优势被削弱，加之养老金水平降低导致的养老焦虑，他们对于征地拆迁的消极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从根本上看，近郊农民对征地拆迁的积极性低，并不是因为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太低。当地执行征迁政策时，都是参照上限标准补偿农户，导致实际补偿水平高于许多地区。这种上限补偿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快征迁工作进度，坏处是增加了征地拆迁成本，增加了资金链压力，进一步后果是个别项目还迁房建设资金不能到位，阻碍工程进度，农户拆迁3~4年还未住上还迁房。

剖析近郊农民面临征地拆迁的复杂心态，其现实意义在于：我们要充分反思当前一些地区的大跃进式城镇化模式。不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增长形势和就业吸纳能力，而大规模、快速扩张城市边界，仅仅在数据上提高了城镇化率。问题在于，许多郊区农民虽然可以通过征迁成为城镇居民、进入小区生活，但是这种没有稳定生计能力支撑的城镇居民身份和现代小区生活，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美好生活的升级跃迁，反而隐含着生活降级风险。（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）

来源：排名前列财经